病毒与他者:流行病为何总是引起恐慌和歧视?|流感|H1N1

阅读: 28 发表于 2020-02-14 00:49

 

  原标题:病毒与他者:流行病为何总是引起恐慌和歧视?

  来源:图虫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当地时间1月31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外表示:中国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同时,WHO不推荐任何国家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限制。

  隔离与检疫是人类在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历史中总结出的重要应对策略,然而当一种前所未有、传染性极强的流行病出现,上述公共卫生措施并不足以消除人们的恐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歧视和排外现象已经出现。

  据英国《星报》报道,当地时间1月30日,一名戴口罩的中国女留学生在通往谢菲尔德大学的路上遭到三名陌生人的谩骂与推搡。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当地时间1月31日下午,柏林中心区两名女性辱骂并袭击了一名23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先是称呼她为中国病毒,随后又向她吐口水、撕扯她的头发,在她倒地后又对其进行殴打。警方将这一罪行定性为“种族歧视袭击”。法国的亚裔群体在推特上发起“我不是病毒”的标签,以此抗议该国针对整个亚裔群体的仇外事件。巴黎一家越南菜馆的店主Pasal Corlier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自新型肺炎爆发以来,许多焦虑的顾客开始询问店内是否有中国店员或干脆不再到访,与去年同期相比,这家餐厅的销售额下降了40%。

  我们从来就不能只从科学的维度去理解疾病。“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这样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人们倾向于将潜意识中最恐惧的东西与疾病联系起来,疾病本身因此成为一个隐喻,恐惧被具象化,影射到某一个群体身上,这是流行病爆发之后歧视和排外事件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

  被“他者化”的流行病

  纵观历史,人类普遍倾向于把一种新出现的险恶疾病的源头归结于外国人,在本地之外寻找替罪羊。桑塔格指出,瘟疫(plague)一直被隐喻地加以使用,用来指代最严重的群体灾难、邪恶和祸害。对于这些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人们向来有一种理解,“瘟疫一律来自他处。”

  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被称为“黑死病”的大鼠疫。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欧洲在1346年之后一再遭受鼠疫,是蒙古骑兵横行欧亚大陆,将喜马拉雅山麓早期疫源地的鼠疫杆菌扩散的结果。然而当时缺乏历史后见之明的欧洲人却把这一令人束手无策的致死疾病怪罪到犹太人身上。1347年至1348年,全欧洲范围内(特别是日耳曼及邻近地区)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等到瘟疫结束,大屠杀也立即停止了。或许正是因为对犹太社区的攻击,欧洲犹太人口中心加快了东移的步伐。

  另外一个例子是梅毒。1494年,法军进攻那不勒斯时,梅毒在查理五世的军队中爆发,这种新型流行病随之首次在欧亚大陆扩散开来。不同地方的人给梅毒起了不同的名字,对英国人来说,它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它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它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它是“支那病”。

  在与流行病抗争的过程中,人类不断积累经验,学习如何降低被传染的危险。麦克尼尔指出,欧洲大鼠疫爆发当年(1346年),检疫观念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人们将鼠疫患者当作暂时性的麻风病人与仍然健康的人群隔离开来,最终40天的隔离期成为了标准,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然而由于对跳蚤和老鼠在病毒传播链条上的作用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末,隔离的有效性都是很有限的。在有所作为却依然无法防范感染的情况下,人们对传染性重疾的恐惧和厌恶自然也随之上升。在桑塔格看来,这构成了瘟疫隐喻的双重性:“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

  桑塔格如此解释瘟疫隐喻的运作机制:当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病因不明,医治无效时,人们倾向于将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东西与之画上等号,把疾病变成隐喻;然而人们借疾病之名把这种恐惧投射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根据上述鼠疫和梅毒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疾病想象往往和一个族群对“异邦”和“他者”的想象有关:传染性重疾是“邪恶”的“他者”“异族”的错,他们蠢蠢欲动,不怀好心,时刻准备着污染整个社会。流行病因此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随着医学发展,许多曾经在历史上夺走千万人生命、令医者一筹莫展的流行病变为可控疾病,它们(比如鼠疫和梅毒)也就褪去了异族联想,成为纯粹医学意义上的疾病。然而即使是现在,难以治愈的传染性疾病依然无法摆脱这类污名化的过程,艾滋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桑塔格批评认为,20世纪西方社会对艾滋病的想象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即将欧洲视作一个被来自“原始”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非洲被想当然地视作艾滋病摇篮,而这一恐怖绝症则被视为一种来自第三世界的侵扰。讽刺的是,这类陈词滥调在中国也屡见不鲜。

  某种程度上来说,病毒学的问世升级了瘟疫隐喻——它强化了某种疾病“阴险”且“防不胜防”的印象,疾病被看作是外来微生物的入侵,身体则调动免疫系统进行防卫,治疗药物也是具有“攻击性”的。在当下,这套话语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公共卫生领域,被官方和大众传媒广泛沿用。

  悉尼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儿科学与儿童健康期刊》(Journal of Paediatrics & Child Health)主编David Isaacs分析指出,从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到禽流感、H1N1流感和埃博拉,西方社会都将之类比为恐怖主义袭击,比如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彼得·杜赫提(Peter Doherty)在讨论人类病毒感染时将自然称为全球最大的“生物恐怖分子”。“感染源通常被描绘为敌人,针对它的措辞充满了军事语言,”Isaacs写道,“埃博拉与恐袭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政府倾向于妖魔化敌人,并强调甚至夸大危险。”

  面对未知流行病,我们该怎么办?

  不过客观而言,在流行病肆虐之时人们的种种过度反应也情有可原。2015年,美国心理学会官方杂志《心理学瞭望》(Monitor on Psychology)以《恐惧流行病》(An Epidemic of Fear)为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

  文章指出,像埃博拉、禽流感这样的新型外来流行病往往比人们熟悉的威胁更让人感到焦虑。这与我们的杏仁核有关,它会在我们接触到陌生信息时触发恐惧感。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Paul Slovic指出,这与人们感知危机的方式有关,“当埃博拉的威胁被传播开来时,在各种意义上它都让人心中警铃大作:它可能致死,它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很难防范,你可能在无意间会被暴露在病原体面前,人们也不清楚当局是否正在掌握全局。”

  与之相比,人们在面对熟悉的威胁时通常会不以为意。举例而言,每年流感会影响20%的人口,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但有意愿去定期打流感疫苗的人依然不多。另外,人们熟悉但缺乏直接感知的疾病也会让人放松警惕。这或许是为什么许多美国家长不愿意带孩子去打百日咳和水痘疫苗的原因。

  文章认为,政府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从业者有责任也有能力引导人们降低对流行病的恐慌,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公信力高的渠道进行及时、真诚的沟通。“任务非常简单直接:确定那些人们最应该知道的信息,想办法用清晰、值得信任的语言向公众解释。”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家Baruch Fischhoff表示。

  这也意味着媒体在进行流行病报道时需要特别注意如何向公众传达精确有用的信息,而不是用夸张的语言煽动恐慌情绪。一项比较研究显示,在2009年H1N1流感肆虐期间,澳大利亚和瑞典媒体都准确地向公众传达了感染疾病的风险,其中瑞典媒体做得更好,因为瑞典记者大量报道了人们可以如何防范感染,并公开承认了这种新型流行病的不确定性。虽然在H1N1流感爆发前两国的疫苗接种率差不多,但在流感爆发后,瑞典的疫苗接种率比澳大利亚高出18%。文章得出结论,将信息关注点放在如何保护自己,给出切实具体的实践指导能有效降低人们的恐慌与焦虑。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学者指出一刀切式的隔离措施对于遏制流行病来说不一定是一项好措施。布朗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感染之变:在流行病后重塑中国公共卫生系统》(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作者Katherine A。 Mason撰写评论称,当下许多国家对中国施行旅行禁令不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而且也无益于阻止病毒蔓延。

  根据对过往全球性流行病的研究,一些学者发现旅行禁令至多只能做到延缓病原体的扩散。以2009年备受H1N1流感困扰的墨西哥为例,一项意大利研究发现,宣布向墨西哥关闭国境的政府平均只能将感染时间推迟三天,尽管墨西哥的航班量下降了40%。与此同时,旅行禁令也会重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并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未来某种新型传染病暴发时更加不敢在第一时间披露相关信息。“我认为人们直觉性地认为(禁止旅客入境)有效果,虽然历史经验一遍遍地告诉我们这是无效的。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项,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Eric Toner表示。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提醒彼此警惕因流行病恐慌而堕入歧视和排外心理的危险。让人欣慰的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有人在公开呼吁抵制这种破坏社会团结的意识形态。

  日前,一则日本学校发送给家长的通知在中文互联网引起热议,通知的最后一段写道:“随着信息在新闻和网络上不断扩散,大家不要对中国以及在武汉生活的人产生言论上的不平等对待,请各位家长和孩子说起此事时要从培养孩子的正确人权意识出发,注意言行。”

  2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很多关于新型肺炎的传言侵害了中国人的人权,令人遗憾,并呼吁不要因为新型肺炎的传闻歧视中国人,“坏的是病毒,不是中国人。”同日,佛罗伦萨市长纳德拉在意大利发现两例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后在推特上发起名为“拥抱一个中国人”的倡议,表达对华裔群体的支持。他表示,这是一场共同的战斗,并谴责了那些借机发动排外“心理恐怖主义”的行为。

  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取得的共识。当航空交通和社交网络使人员和信息流动变得前所未有的迅捷,我们再也没有借口认为流行病只是一个“他者”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看到他人的痛苦,团结起来监督公共卫生政策施行过程中的失当之处而非相互指责。正如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支援湖北高校物资的包装箱上写着的那句优美感人的汉语所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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